“医闹”缘何在这里“闹”不起来？

    在医院门口摆花圈、放遗像，围攻打骂医生、损坏医疗设施，甚至上升到拉医生游街羞辱，杀害主治大夫……这些医患矛盾和“医闹”场景许多人都或多或少听过、见过，甚至亲身经历过，医患矛盾似乎成为了当今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
渭南市临渭区地处该市核心、医疗机构较多，自从2013年4月该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运行以来，近一年来共接待咨询、化解、调处医患纠纷61起800余人次，医患矛盾得到有效化解，全区未出现一起医患纠纷信访问题。事实上，这也是临渭区进行简政放权中的一次尝试，将政府干不好、干不了的事项向社会中介组织转移，有效化解矛盾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

中立：第三方医调机构

“过去出现医患矛盾后，基本上是卫生局来进行调解，但事实上患者方常常带着戒备心理，不论你怎么调节，患者方总觉得你和医院穿一条裤子，结果往往不好”，临渭区卫生局副局长耿勃说，如果做医疗鉴定，往往都得半年以上，费用还较高，有时甚至超过了最后的赔偿，现实中患者方往往不愿走这条路，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死结。

“医患纠纷是医院最头疼的事，有些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将和医院闹事当成一个职业”，渭南市第一医院院长助理何万谋说，“每次出现纠纷总能见到那几张熟面孔。”

可否成立一个第三方医疗纠纷调处机构，让医患双方有一个可以平等对话、协商的平台？临渭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应运而生。

临渭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是集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三位于一体的新型第三方社会中介组织，调处中心设置接访受理室、纠纷调处室、专家咨询室、综合协调室、事故理赔室、公安警务室和巡回法庭，分别负责纠纷受理、调解处理、咨询服务、纠纷理赔、治安维护和诉讼裁判等工作，实行“免费咨询、免费受理、免费调解”的“三免服务”。

“我们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立，不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患者方，我们都一视同仁，也只有突出独立性、公正性和服务性，我们的工作才能顺利开展。”调处中心主任郝润英说。

化解：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

医患纠纷调处是一项性质较为特殊的工作，情况复杂，矛盾突出，专业知识要求高，尤其是患方往往情绪激动、言辞激烈，要求赔偿数额巨大，更是增加了调处的难度。

临渭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首先让医疗机构和患者方先行协商。如果调解未果、患者方要求赔偿金额在1万元以上，就必须引导进入医调中心进行调处。医调中心接到医患任何一方申请后，抽调医学、法学及人民调解员等，组成3人以上调处小组按照受理登记、听取陈述、拟订方案、调查核实、认定责任、协商调解、签订协议“七步工作法”进行调解，确保法、责、理、情在调处中都得到有效运用。中心聘请懂医疗、懂法律、会调解的人员担任调解员，聘请全区医学专家46名、律师24名、法官3名、民警3名和公证员3名兼任调解员，适情参与调解工作，对疑难复杂纠纷进行分析研判，为医患双方提供法律、医疗等咨询服务。

“几乎我们所有的疑问，在这里都能得到专业的答案”，患者喻建民通过电话完成了前期咨询，最后只来医调中心一次就完成了全部调解。

“我们说到底不是医疗事故鉴定机构，不可能把责任完全分得清清楚楚，我们只能尽力把大的过失分清楚，对于细小的方面就需要双方都模糊一些”，郝润英说，中心最大的特色就是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，让医患双方静心听取各方面意见。

当然，除了咨询、调处之外，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一项重要使命，就是引导对于调解结果不满意的医患双方进入法律轨道。

创新：建立大调解模式

按照《临渭区医患纠纷预防和调处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对于要求赔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，必须做医疗鉴定。

“这主要是考虑到数额较大的赔偿，往往问题比较严重、复杂，责任必须分清楚，但在实践中，医患双方都不愿作医疗鉴定，这就需要我们创新工作机制”，郝润英说。

有名患者到村卫生室就医，突发紧急情况，后在送往市内医院途中死亡。患者生活十分困难，上有80岁的母亲，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正在上学，妻子体弱多病，患方提出了数额较大的赔偿要求。医调中心主动与患者所在的村委会主任取得联系，让村级调解组织“唱主角”，医调中心从法律政策方面全力协助。经过连续4天的紧张工作，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，并按照协议进行了赔付。但是，就在大家都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，患者家属又因赔偿费分配问题闹起了矛盾，个别家属又前去诊所闹事。随后，医调中心人员又与该村村主任前往患者家中进行调解，终于给此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“乡镇、村组干部往往对于患者方情况较为了解，有的甚至沾亲带故，在地方有较高威信，他们参与调解往往事半功倍”，郝润英说，“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尝试联合当事人所在的村组干部、办事处（镇）领导共同调解，目前正在积极推动从机制上建立各方参与的大调解的工作模式。”  

编辑：冯天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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